1958年，许倬云在芝加哥旅途中。（作者供图/图）

在芝加哥大学校园，有其他大学很少见的现象：两三位学者一起,可以组织一个相当专门的项目，他们自己找经费或学校贴经费做独立研究，还有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。两个所的名字可以类似，但研究的内容可能完全相反：这也是“百花齐放”。因为学生在课外见面，也彼此辩论，碰撞出思想火花。

(资料图片)

我住的地方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，神学院处于学校正当中。原因在于，芝加哥大学是在神学院附近逐渐发展出来，一栋栋的校舍出现，都围着神学院。神学院一走出来是58街，对门就是东方研究所，向右一转就走到校总部的办公楼，向左一转就是图书馆。芝加哥神学院，是在多教派里保持中立的状态。这里不仅有基督教各种宗派的教士，天主教徒、东正教徒、和尚、道士都可以在这里研究神学，抬杠是处处都有。宿舍里面的休息室，大概有五套沙发，每套沙发都是四五张围在一起，经常有小型讨论会。真正的讨论会，往往在洗澡间里举行——一面擦干身体一面不断讨论，经常讨论着身体就自己干了，以至于辩论到一两点甚至到天亮。

这种随机教育躲都躲不开，所以我受他们“抬杠”的影响，对神学特别有兴趣。我就莫名其妙被拖进了一个范围：一方面，究竟马克斯·韦伯讨论什么东西？有很多人讲马克斯·韦伯的理论，我很怀疑他们真正看过韦伯理论没有。比如，讲到“儒商”现象是资本主义的开始，就是如此一个例证。

我对韦伯的理论，有过两个机遇：一个是听彼得·布劳(Peter Blau)讲韦伯的“专业精神”这一课题，他就讨论国家起源里面，知识分子转变到社会的管理阶层中间，是怎么样的转变；哪种知识分子能转变，哪种知识分子不能转变。这个课题的讨论，非常细致，实际上是韦伯很注重的一点，因为新教革命重要的一点就是将罗马的教廷推翻，改成民族国家。平常我们讲改造民族国家，注重的是民族，可是彼得·布劳注重的是国家。我就将他和顾立雅两个人注重的事情拉在一起，我告诉顾立雅彼得·布劳在讲这个课。顾立雅第一次找我喝咖啡，是三个人一起喝，后来他们两个经常自己讨论问题，有时把我拖到一起来讨论。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，等于是彼得·布劳做了一个导读，让我理解韦伯究竟在讨论什么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界类、分别：知识分子是业余的，还是专业的？知识分子是有使命的，还是游离的？美国现在的知识分子是游离的，没有自己的立场，没有自己的园地，也就是没有自己的传统。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是界定的，是整个国家文化体制所寄托的很重要的一环。所以我后来写文章，常常注意知识分子性质的问题，与这个机缘很有关系。

神学院里面有一位宗教学大宗师米尔恰·伊利亚德(Mircea Eliade)，他是住在法国的匈牙利人。他讲“神圣”和“世俗”之间的界限，他在神学院里讨论哪些是天、地、人之间的象征，哪些是善恶之间的象征，哪些是圣俗之间的象征。那时，他希望能阅读道藏，但是读不懂，所以让我帮他读——那个任务实在很苦：我的法文水平有限，一般性的阅读可以，口语则完全不会。他的英文讲的是匈牙利腔，所讨论的又是非常抽象的东西，二人纠缠了三个月，居然也沟通下来了。我们两个人讨论的经验，对我影响很大：将我后来处理文化问题里面的宗教部分，有了一些轮廓。这种机遇，很少有其他大学生能够得到。我以这些事情，来讲当年芝加哥大学学风的特殊性。米尔恰·伊利亚德的学生余国藩，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的讲座教授，就以研究《西游记》成名，将其翻译成为英文《Journey to the West》。可以想象，Eliade的宗教学研究分量有多重。所以，对于以上各种遭遇，我终生感念。

在芝加哥大学，五年中经历五次外科大手术，矫正我肢体的残废。每年七个星期的假期，有三个星期住院。在病院里面看见生死存亡，看见无可救药；看见俊美的少年走进医院，却在一块白布蒙盖之下被抬出去；看见二十来岁的女孩子，只有五六岁这么大，心理长大了，人却长不大那种痛苦；看见黑人孩子因为基因缺陷，得了病痛得死去活来，诸如此类的。春来秋去，季节转换，我还在窗口看见对面窗上的藤蔓，从深绿色变成黄色，最后是一片红色的叶子掉下来，年年如此。

这些刺激很深。那家医院主要是看儿童小儿麻痹症，有研究经费，所以我不用花钱就能住进去开刀——他们研究我，我是研究的对象。在那里碰到病人、医生，看到的迹象，四面八方来的人，不同职业、不同项目，与他们谈话、聊天，分担他们的苦难。这使我懂得了美国各阶层。很少有人有这个机会，没有界限、没有偏见，拿这些问题端到面前，彼此平等地谈话。这就使得我理解他们的困难，理解他们的家庭情形。孩子看病是父母带来的，父母不一定每个礼拜来看他们。看到我在旁边，打个招呼，我与他们聊天，小孩在旁边吃饭。

这给了我一个罕有的机会，深度地理解美国。在这种刺激之下，我投入了美国当时校区里面很活跃的民权活动，协助工会帮助南方来的黑人找到工作，帮助他们抵抗“工棍”与流氓的欺负。当时其实冒着生命危险，但我自己却是毫无感觉。我和神学院的很多小牧师，在一起做这个事情，真的是抱着一腔正义。这也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角度，看见美国真正的社会。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在书斋里、宿舍里，没机会看见这些众生相。

所以芝加哥大学的一段经历，让我终生难忘。我的经历无法重演，无人可以重新经历，太古怪、太离奇。当然，离奇、古怪之中，我是受益者。当时有些曾经在中国传教的牧师，回到芝加哥还继续帮助中国学生。尤其那位在山东传教的美国女牧师，这位长者，每个星期必定来访，问我需要什么，陪我聊聊天。另外有一位朋友，则是在医院研究部做研究员的中国女生。她在病房同一楼的实验室工作，将小老鼠解剖后培育细胞，做的是怎么样将遗传基因转移至另一小老鼠身上。在医院的饮食部，也有一位中国女生，她们二人经常轮流带着食物，陪我在床边共享中国餐点。这些交情令人至今难忘，我很感激。

钱存训先生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，坐在图书馆里玻璃罩起来的小办公室，帮学生找书。研究生到中文图书馆来，不知道找什么书、看哪个科目，我帮他们出主意：找哪本书看，在哪里，为什么看这本书……这也给我一个经验，让我接触到不同的学生的需求。

（匹兹堡大学亚洲中心荣誉研究员冯俊文整理）

许倬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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